李真刚调到省里的时候，在张家口市经济委员会已经无法继续发展。他性格张扬，自我中心，几乎得罪了所有同事和上级。不过，他的命运却因父亲与一位老领导的关系而改变，那位老领导后来成为他的养父。凭借这层关系，李真于1989年进入省建设投资公司，1990年又调入省政府办公厅，最终依靠程维高前任秘书吴庆五的支持，成为程维高的主要秘书。这样的经历，让一个在基层毫无建树的人，轻而易举地挤进了省委书记的身边。

1993年，纪委书记刘善祥根据张铁梦提供的线索，开始对李真进行调查。他找上程维高，表示需要将李真调离，并进行彻底的查证。然而，程维高对刘善祥的话根本不屑一顾，仅随意说了一句“李真没问题”。刘善祥本以为掌握了确凿的证据就能顺利展开调查，但他低估了程维高那五个字所蕴含的权力。张铁梦因此被暗中处理后逃之夭夭，而李真仍旧安然无恙。最终，刘善祥因遭到李真的记恨与程维高的排挤，不久便失去了自己的职务，对一个省纪委书记来说，这样的结局令人震惊。

李真的赚钱手法也实在荒唐。1992年至1993年期间，他得知省财政厅有500万美元的外汇额度，于是拉拢了吴庆五与张铁梦进入这个圈子。几人以张家口卷烟厂进口设备为掩护，套取了5000万元的贷款，再用3000万元按计划内汇率购买外汇额度，转手以市场价做账，最终实现了2000万元的收益。这一系列操作显得极其粗糙，但在权力的庇护下却毫无阻碍。无论是财政厅还是银行，谁会去核实一位省委秘书所开出的条子呢？在那个价格双轨制遗留的时代，权力变现简直轻而易举。

程维高为什么如此坚定地保护李真呢？我认为，刘善祥对李真的调查在程维高眼里，根本不是触及腐败问题，而是一种对其权威的挑战。作为纪委书记，他竟敢借助自己的线索来质问我，这在程维高看来无异于对其权威的挑衅。他愤怒地想，家长可以管教孩子，但外人不能插手。于是，程维高一句“李真没问题”，不仅是在为李真背书，更是在向整个河北官场发出信号：这人是我提拔的，谁也不许动他。李真自然领悟了这一点。他明白，只要程维高在，他便是天塌下来亦有高人顶着。这种安全感使得他变得越发肆无忌惮，之后一路升迁，最终成为河北省国税局局长，甚至开始插手干部提名与任用，外界称其为“河北第一秘”。

河北省委大院里，关于李真的举报数不胜数，但程维高不仅不收手，反而向中央两次写信，以自己的政治生命为李真担保，甚至指责举报者是污蔑。当事态发展至此，他已不再只是保护李真，而是在维护自己的面子。承认李真的腐败，意味着承认自己的失察，承认自己纵容罪犯。2000年，中央纪委最终出手。2002年，送到石家庄的死刑判决书让程维高气得半边脸失去知觉，第二年他被驱逐出党，待遇大幅下降。2010年，争议之中他离世。而李真也遭遇了巨大的惩罚，刘善祥当年未能完成的调查，经过七年的曲折，最终还是有了结局。

我常常想象刘善祥那天离开程维高办公室的情境。他手中握着确凿的线索，检察院那边已经开始抓人，证据链也在逐步指向李真。然而，省委书记的一句话，却将他所有的努力都堵死了。他可能曾考虑过坚决辩驳，也可能尝试过寻求其他领导的支持，但材料显示，他确实曾向其他省委领导求助，只是没有任何成效。作为纪委书记，明明手中握有绝对的筹码，却因你手中的牌被人随意改动而无法出手，这种委屈与无力，才是事情的最令人郁闷之处。而李真后来变得如此肆无忌惮，其根本就在于1993年那次的“安全着陆”。他深知有人撑腰，规则对他而言毫无约束，这种暗示的威力远超过任何金钱的诱惑。